第一百六十六章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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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真的不务正业正文卷第一百六十六章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大明缺少士农工商的工具书,徐贞明编纂的是一本农书,师承马一龙的徐贞明,编纂的农书主要集中在稻、麦、麻、豆、桑、棉、葛、草料、油物、甘蔗、竹、桐、甘薯和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以及垦荒。
在垦荒一篇,徐贞明对垦荒进行了分类,一种是生荒,就是从无耕种过的土地,另外一种则是熟荒,就是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荒废了三年以上的荒田。
对于生荒的垦荒工作,徐贞明总结马一龙和自身垦荒经验,给出了一整套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于如何招募百姓,对于懒汉地痞坚决不纳和清汰,评判懒汉地痞的方法,也是多方面的,一来有有司主政的地方官的记工,二来要深入百姓以稽为决,三来百姓自发检举,清汰之后的懒汉和地痞,若是实在无法规劝,屡教不改,则一律送到鸡笼岛上伐木去。
大明对于迁民之事非常熟练,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曾经大量迁民,已经混到了懒汉和地痞的地步,还不肯好好干活,那就送到鸡笼岛上自生自灭便是。
垦荒第一年田亩半数收成归公仓,之后田亩皆归百姓所有,而第一年半数公仓收成,来年继续招募游民苦作劳力垦荒,这样做到源源不断。
而对于垦荒荒地也有明确标准,首先是无霜期要在一百天以上,而且土质适宜垦殖,土层厚度在十寸以上,要有一定的河渠灌溉、坡度小于25°等等。
对于堆肥,收集人畜粪便等等,如何堆积时采用坑堆法,一层秸秆一层粪尿,持续堆叠,还要用铁钳插孔,时常洒水和插孔,通气,这样堆叠出来的粪料,最高温度能达到七十多度,十到十五天的时间内,就可以让粪料可以形成腐殖。
这些经验和技巧,毫无疑问是生民良方,如果能够贯彻和执行下去,何愁大明不兴?
土地是大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而对土地的大量开垦、有效利用、恢复生产,可以为为大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生产水平也会稳步提高,表现为育种、播种、选种、施肥、土力维持、农作物产业结构改良、农械等等方面相互进步。
朱翊钧非常希望徐贞明编纂的这本农书,能够推而广之,刊行天下,让百姓们真的能落到口袋里一些实惠,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百姓吃饱了,才不会进京敲碎朱翊钧的脑袋。
“有书又有什么用呢?朕给他们刊刻了此书,还是抱着崇古和法三代之上做事,又如何肯践履之实的指导百姓种地呢?别说指导百姓了,上次大司徒演示的淋尖米,就让朕辗转反侧,徒叹奈何。”朱翊钧看着徐贞明写的农书,对着张居正无奈的说道。
自上而下,有一堵叹息之墙,让皇帝的恩泽和这些知识的力量,无法穿过,惠及广众;自下而上,这堵叹息之墙,也阻拦了那些百姓最真切而微弱的声音,无法让皇帝聆听。
做事本就很难,再加上一些风力舆论在其中把水搅得更加浑浊,就更难了。这种风力舆论常见的手段有:错误归因、诉诸大伦、罔顾事实、全面否定、恣意歪曲、恶意夸大、诽谤人身、强调片面、强行附会、二元对立、愚昧崇古、以偏概全等等等。
这就可以部分回答,稽税指挥使骆秉良的一些疑惑,为何清丈利国利民,却被广泛反对,甚至一些百姓都参与其中,为虎作伥。
本来,大明科举取士用人,就是为了破掉这叹息之墙,奈何科举取来的士人,或者本身、或者在长期为官的过程中,成为了权豪的口舌,为权豪奔走疾呼,成为了这一面叹息之墙的砖石。
“陛下太悲观了,大明还是有做事的人,只是需要把他们遴选出来,一点点的改变。”张居正看着那些农书,则是对大明的将来,充满了信心。
这天底下没有地上神国,只有一个个层出不穷的麻烦和矛盾,解决一个矛盾,就会有更多的麻烦,接踵而来。
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道阻且长。
张居正不认为国朝已经败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大明的新法能够稳步向前,哪怕是能把考成法、清丈还田、振武强军、稽税六册一账、开海海贸这些事儿中一两件保留下来,大明就会焕发出活力来。
汉室江山,代有忠良,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愿意为了国朝,不惜性命奔波之人,忠,忠于本心、忠于陛下、忠于朝廷、忠于国朝。
大明、国朝到底是什么?对大明人而言,大明就是最大的公,最大的一个集合。
朱翊钧非常赞同张居正的说法,否则张居正和戚继光就不会在朝堂之上了。
朱翊钧自问没什么太大的才能,玩不转了,大不了,就掀桌子!
“先生上次说户部请奏通钱法,户部部议通过了吗?”朱翊钧想起了大司徒上次说要铸钱,大司徒铸钱可不是只铸造铜钱,还有银币,泰西来的八雷亚尔银币,制作不算精美,而且防伪也比较差,制造大明的银币,促进商贸,已经提上了日程。
“不太顺利。”张居正罕见的沉默了下说道:“未能通过部议。”
“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朱翊钧眉头一皱,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张居正认真想了想说道:“宝钞局印宝钞,宝源局铸钱,宝钞局隶属于户部,宝源局隶属于工部,虽然大明宝钞已经是废纸了,但是户部诸官还是以为应该印钞,而不是铸钱。”
“这是第一个原因。”
朱翊钧非常能够理解,户部当然不肯将钱的事权,凭白给了工部去,张翰因为吏部事权被剥夺了一部分,跟得了失心疯一样,疯狂的跟张居正作对。
哪怕是铨选官员的权力,实际上还在吏部,就只是禁止姑息而已,可是这糊名草榜,底册填榜的法子,让吏部一下子就从天下第一部,跌落了下来。
“但是钞法已经证明了不并适用大明,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朱翊钧非常明确的说道,大明宝钞,擦屁股都嫌硬,没人肯收。
纸币,在当下的生产力和生产环境中,没有流通环境。
张居正更加无奈的说道:“洪武十三年宝源局从户部归兵部,洪武二十六年,高皇帝下旨裁撤诸省宝源局,至此铸钱的衙门,只剩下了南衙一家宝源局。”
“迁都北衙后,有南北两个宝源局,但这两个宝源局,一年能铸铜钱两千多万枚,乍一听很多,但其实就只有两万贯罢了。”
“当年高皇帝下旨裁撤宝源局,推行宝钞,是因为铜不够用了,陛下,大明虽然物华天宝应有尽有,但还真的挺缺铜的。”
洪武十三年,随着大明国朝的逐渐稳定,生产恢复,用钱量越来越大,结果各地频繁铜荒,钞法大行其道,但是钞法败坏后,铜荒仍然没有解决之法。
大明就开启了摆烂大法,钱法,没有就没有吧。
如此摆烂到了嘉靖年间,老道士行新政新法,再开滇铜铸钱,但是很快就发现,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缺铜就是缺铜。
云南滇铜在宋时就已经发现,但是从云南运抵腹地,太过于昂贵了。
在元文宗天历年间,元文宗下旨开矿,滇铜一年不过两千斤,明初在云南设立官厂开矿挖铜,年产不过万余斤,宣德年间废置云南官矿。
嘉靖年间新政钱法铸钱,云南滇铜产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万斤,也就是二百四十万两,2400万钱,而一枚嘉靖通宝重1.25钱,一共可以铸钱1920万枚,约为两万贯。
滇铜产量飙升在鞑清朝的雍正年间,从雍正四年起,滇铜的产量一路飙升到了650万斤,而后在乾隆三年达到了历史巅峰的1000万斤。
“铜荒能通过海贸解决吗?”朱翊钧遇事不决就开海。
“短时间内并没什么效果。”张居正摇了摇头,二百四十万两铜等于两万两白银,海面上的船实在是太少了,铜料贸易的利润和风险,还是不对等的。
大明窘境,钞法已经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而钱法却因为铜矿的产量和成本,无法大规模的生产,除了缺铜之外,大明也缺银子,大明一年银矿产量不过十万两,6250斤。
户科给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对,这是个赔钱的买卖,朝廷给一两银子,却换不来一贯铜钱,为何要采铜呢?可是朝廷不铸钱,小民用什么呢?
“那先生以为行钞法还是行钱法,看户部衙门也在争吵这个问题。”朱翊钧询问着朝中政令的改动方向。
反正到户部上书的时候,张居正也要贴浮票,不如当面交流。
“陛下,钞法和钱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钱法要有,钞法也要有,如果将其完全对立来看,就是片面的,有了钱法,才能有钞法,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张居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将钞法和钱法对立去看待,是不符合矛盾说的。
“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顶。”朱翊钧颇为肯定的说道:“钱法和钞法对立而统一,果然符合先生的学说,户部的争论,看起来是浪费时间,是对矛盾说掌握的不够充分,思考问题太过于片面导致的。”
“前段时间,朕说以先生注解四书五经为天下官式,推行天下百官熟读矛盾说,先生还不肯。”
“看来,非常有必要。”
钱法是钞法的基础,没有大量的银币铜币,推行钱法就是在竭泽民脂民膏,哪怕是洪武年间规定,一贯钞可以换一两银,但是朝廷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兑付,这是钞法败坏的根本,大量滥发,再加上权豪们私刻,最终导致了钞法彻底败坏。
而钞法是钱法补充,在大宗贸易中,动辄几万两白银的贸易,用银币、白银去交易,风险大、周期长而且极其不方便,这也是大明小农经济蜕变的重要阻力。
所以,钱法和钞法不总是对立的,而是对立且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何推行政令,就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了。
不是说,下令铸造银币,然后就有了银币,白银从哪里来,银匠从那里来,铸银币采用轧印还是铸造等等,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陛下谬赞。”张居正清楚的知道,陛下的矛盾说造诣并不差,陛下看待钱法和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
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其实永乐年间,滇铜曾经通过红河入交趾,海运入南衙,但是红河不适合河运,而后云南地方有司,利用长江运输,若是想要扩大滇铜产量,是可行的,责令云南布政司多开铜山便是。”
在垦荒一篇,徐贞明对垦荒进行了分类,一种是生荒,就是从无耕种过的土地,另外一种则是熟荒,就是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荒废了三年以上的荒田。
对于生荒的垦荒工作,徐贞明总结马一龙和自身垦荒经验,给出了一整套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于如何招募百姓,对于懒汉地痞坚决不纳和清汰,评判懒汉地痞的方法,也是多方面的,一来有有司主政的地方官的记工,二来要深入百姓以稽为决,三来百姓自发检举,清汰之后的懒汉和地痞,若是实在无法规劝,屡教不改,则一律送到鸡笼岛上伐木去。
大明对于迁民之事非常熟练,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曾经大量迁民,已经混到了懒汉和地痞的地步,还不肯好好干活,那就送到鸡笼岛上自生自灭便是。
垦荒第一年田亩半数收成归公仓,之后田亩皆归百姓所有,而第一年半数公仓收成,来年继续招募游民苦作劳力垦荒,这样做到源源不断。
而对于垦荒荒地也有明确标准,首先是无霜期要在一百天以上,而且土质适宜垦殖,土层厚度在十寸以上,要有一定的河渠灌溉、坡度小于25°等等。
对于堆肥,收集人畜粪便等等,如何堆积时采用坑堆法,一层秸秆一层粪尿,持续堆叠,还要用铁钳插孔,时常洒水和插孔,通气,这样堆叠出来的粪料,最高温度能达到七十多度,十到十五天的时间内,就可以让粪料可以形成腐殖。
这些经验和技巧,毫无疑问是生民良方,如果能够贯彻和执行下去,何愁大明不兴?
土地是大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而对土地的大量开垦、有效利用、恢复生产,可以为为大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生产水平也会稳步提高,表现为育种、播种、选种、施肥、土力维持、农作物产业结构改良、农械等等方面相互进步。
朱翊钧非常希望徐贞明编纂的这本农书,能够推而广之,刊行天下,让百姓们真的能落到口袋里一些实惠,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百姓吃饱了,才不会进京敲碎朱翊钧的脑袋。
“有书又有什么用呢?朕给他们刊刻了此书,还是抱着崇古和法三代之上做事,又如何肯践履之实的指导百姓种地呢?别说指导百姓了,上次大司徒演示的淋尖米,就让朕辗转反侧,徒叹奈何。”朱翊钧看着徐贞明写的农书,对着张居正无奈的说道。
自上而下,有一堵叹息之墙,让皇帝的恩泽和这些知识的力量,无法穿过,惠及广众;自下而上,这堵叹息之墙,也阻拦了那些百姓最真切而微弱的声音,无法让皇帝聆听。
做事本就很难,再加上一些风力舆论在其中把水搅得更加浑浊,就更难了。这种风力舆论常见的手段有:错误归因、诉诸大伦、罔顾事实、全面否定、恣意歪曲、恶意夸大、诽谤人身、强调片面、强行附会、二元对立、愚昧崇古、以偏概全等等等。
这就可以部分回答,稽税指挥使骆秉良的一些疑惑,为何清丈利国利民,却被广泛反对,甚至一些百姓都参与其中,为虎作伥。
本来,大明科举取士用人,就是为了破掉这叹息之墙,奈何科举取来的士人,或者本身、或者在长期为官的过程中,成为了权豪的口舌,为权豪奔走疾呼,成为了这一面叹息之墙的砖石。
“陛下太悲观了,大明还是有做事的人,只是需要把他们遴选出来,一点点的改变。”张居正看着那些农书,则是对大明的将来,充满了信心。
这天底下没有地上神国,只有一个个层出不穷的麻烦和矛盾,解决一个矛盾,就会有更多的麻烦,接踵而来。
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道阻且长。
张居正不认为国朝已经败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大明的新法能够稳步向前,哪怕是能把考成法、清丈还田、振武强军、稽税六册一账、开海海贸这些事儿中一两件保留下来,大明就会焕发出活力来。
汉室江山,代有忠良,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愿意为了国朝,不惜性命奔波之人,忠,忠于本心、忠于陛下、忠于朝廷、忠于国朝。
大明、国朝到底是什么?对大明人而言,大明就是最大的公,最大的一个集合。
朱翊钧非常赞同张居正的说法,否则张居正和戚继光就不会在朝堂之上了。
朱翊钧自问没什么太大的才能,玩不转了,大不了,就掀桌子!
“先生上次说户部请奏通钱法,户部部议通过了吗?”朱翊钧想起了大司徒上次说要铸钱,大司徒铸钱可不是只铸造铜钱,还有银币,泰西来的八雷亚尔银币,制作不算精美,而且防伪也比较差,制造大明的银币,促进商贸,已经提上了日程。
“不太顺利。”张居正罕见的沉默了下说道:“未能通过部议。”
“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朱翊钧眉头一皱,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张居正认真想了想说道:“宝钞局印宝钞,宝源局铸钱,宝钞局隶属于户部,宝源局隶属于工部,虽然大明宝钞已经是废纸了,但是户部诸官还是以为应该印钞,而不是铸钱。”
“这是第一个原因。”
朱翊钧非常能够理解,户部当然不肯将钱的事权,凭白给了工部去,张翰因为吏部事权被剥夺了一部分,跟得了失心疯一样,疯狂的跟张居正作对。
哪怕是铨选官员的权力,实际上还在吏部,就只是禁止姑息而已,可是这糊名草榜,底册填榜的法子,让吏部一下子就从天下第一部,跌落了下来。
“但是钞法已经证明了不并适用大明,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朱翊钧非常明确的说道,大明宝钞,擦屁股都嫌硬,没人肯收。
纸币,在当下的生产力和生产环境中,没有流通环境。
张居正更加无奈的说道:“洪武十三年宝源局从户部归兵部,洪武二十六年,高皇帝下旨裁撤诸省宝源局,至此铸钱的衙门,只剩下了南衙一家宝源局。”
“迁都北衙后,有南北两个宝源局,但这两个宝源局,一年能铸铜钱两千多万枚,乍一听很多,但其实就只有两万贯罢了。”
“当年高皇帝下旨裁撤宝源局,推行宝钞,是因为铜不够用了,陛下,大明虽然物华天宝应有尽有,但还真的挺缺铜的。”
洪武十三年,随着大明国朝的逐渐稳定,生产恢复,用钱量越来越大,结果各地频繁铜荒,钞法大行其道,但是钞法败坏后,铜荒仍然没有解决之法。
大明就开启了摆烂大法,钱法,没有就没有吧。
如此摆烂到了嘉靖年间,老道士行新政新法,再开滇铜铸钱,但是很快就发现,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缺铜就是缺铜。
云南滇铜在宋时就已经发现,但是从云南运抵腹地,太过于昂贵了。
在元文宗天历年间,元文宗下旨开矿,滇铜一年不过两千斤,明初在云南设立官厂开矿挖铜,年产不过万余斤,宣德年间废置云南官矿。
嘉靖年间新政钱法铸钱,云南滇铜产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万斤,也就是二百四十万两,2400万钱,而一枚嘉靖通宝重1.25钱,一共可以铸钱1920万枚,约为两万贯。
滇铜产量飙升在鞑清朝的雍正年间,从雍正四年起,滇铜的产量一路飙升到了650万斤,而后在乾隆三年达到了历史巅峰的1000万斤。
“铜荒能通过海贸解决吗?”朱翊钧遇事不决就开海。
“短时间内并没什么效果。”张居正摇了摇头,二百四十万两铜等于两万两白银,海面上的船实在是太少了,铜料贸易的利润和风险,还是不对等的。
大明窘境,钞法已经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而钱法却因为铜矿的产量和成本,无法大规模的生产,除了缺铜之外,大明也缺银子,大明一年银矿产量不过十万两,6250斤。
户科给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对,这是个赔钱的买卖,朝廷给一两银子,却换不来一贯铜钱,为何要采铜呢?可是朝廷不铸钱,小民用什么呢?
“那先生以为行钞法还是行钱法,看户部衙门也在争吵这个问题。”朱翊钧询问着朝中政令的改动方向。
反正到户部上书的时候,张居正也要贴浮票,不如当面交流。
“陛下,钞法和钱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钱法要有,钞法也要有,如果将其完全对立来看,就是片面的,有了钱法,才能有钞法,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张居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将钞法和钱法对立去看待,是不符合矛盾说的。
“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顶。”朱翊钧颇为肯定的说道:“钱法和钞法对立而统一,果然符合先生的学说,户部的争论,看起来是浪费时间,是对矛盾说掌握的不够充分,思考问题太过于片面导致的。”
“前段时间,朕说以先生注解四书五经为天下官式,推行天下百官熟读矛盾说,先生还不肯。”
“看来,非常有必要。”
钱法是钞法的基础,没有大量的银币铜币,推行钱法就是在竭泽民脂民膏,哪怕是洪武年间规定,一贯钞可以换一两银,但是朝廷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兑付,这是钞法败坏的根本,大量滥发,再加上权豪们私刻,最终导致了钞法彻底败坏。
而钞法是钱法补充,在大宗贸易中,动辄几万两白银的贸易,用银币、白银去交易,风险大、周期长而且极其不方便,这也是大明小农经济蜕变的重要阻力。
所以,钱法和钞法不总是对立的,而是对立且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何推行政令,就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了。
不是说,下令铸造银币,然后就有了银币,白银从哪里来,银匠从那里来,铸银币采用轧印还是铸造等等,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陛下谬赞。”张居正清楚的知道,陛下的矛盾说造诣并不差,陛下看待钱法和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
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其实永乐年间,滇铜曾经通过红河入交趾,海运入南衙,但是红河不适合河运,而后云南地方有司,利用长江运输,若是想要扩大滇铜产量,是可行的,责令云南布政司多开铜山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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