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欺君误国——周延儒

    周延儒，字玉绳，号挹斋，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之一。自幼聪颖，连中会元、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右中允、左庶子、少詹事、正詹、礼部右侍郎等职。善于迎合崇祯帝旨意，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加太子太保衔，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升任内阁首辅，加少保衔，进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期间与同僚温体仁倾轧，因被言官陈赞化揭露曾私下称崇祯帝为“羲皇上人”而辞职。后再任内阁首辅，进少师，升为中极殿大学士，他复出后，推翻温体仁主政时的弊政，笼络人心，并重新获得崇祯帝的信任。但同时也倚靠吴昌时、董廷献等亲信，结交内侍，收受贿赂，加剧了朝政的腐败。
    清军第六次入塞大掠，周延儒自请督师堵截撤退的清军，但他不仅没有认真堵截，还不断谎报军情。还朝后，崇祯帝欲加封他为太师，但其督师期间的行径随即由锦衣卫都督骆养性等密告于崇祯帝，因而被勒令致仕回乡。不久，雷縯祚、郝、蒋拱宸等揭发其招权纳贿、结交内侍，触怒崇祯帝，周延儒被再召至京师赐死，时年五十五岁。
    周延儒，出身于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先周冲号静庵先生，是王阳明的门人，官至应城知县、唐王府纪善，入祀乡贤祠。周冲的从孙周淳，周延儒的祖父，官至太康知县。周淳长子周天瑞没有功名，但周天瑞第三子周延儒却自幼聪颖，有“神童”之称。周延儒早年曾与东林党人交游，尤其与姚希孟、罗喻义友善，后来其学问日益精进，被三吴士绅推为“艺林之冠冕”。
    年方二十余岁的周延儒，考中乡试第二十二名，他连中会元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周延儒长相俊丽，以此沾沾自喜，与同样少年得志的同年进士冯铨关系很好，曾同床共枕，后来他和冯铨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周延儒参与科举阅卷，录取李应升，被认为是选拔了一个合适的人才，周延儒迁右春坊右中允，掌管司经局。上任后力推孙承宗入阁，主持军政，后任左庶子、少詹事等职，并调任南京翰林院。期间周延儒父母双亡，他连遭两艰，杜门谢客，得以躲过天启末年因魏忠贤专权而风云诡谲的政局，在此期间，他曾给好友冯铨写信，援救被魏忠贤迫害的东林党人。
    崇祯帝即位，周延儒补任詹事府正詹，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宁远、锦州相继发生兵变，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督师袁崇焕请发军饷，崇祯帝在文华殿召集大臣商议，大臣都请求动用内帑，崇祯帝不愿意。在场的周延儒揣摩上意，说：“以往边关守兵防止外敌入侵，而今要防士兵了。宁远士兵哗变，发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再发军饷，这样下去，镇守边关的部队都要学样了。”崇祯帝询问对策，周延儒说：“情况紧迫，不得不发，但得想个长久之策。”崇祯帝认为周延儒说得有道理。
    崇祯帝又询问边军军饷问题，周延儒说：“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暗示骄横的武官闹事来胁迫袁崇焕，崇祯帝深表赞同。当时，大小臣工都不敢回答，唯独周延儒的回答能令崇祯帝满意，所以他“由此荷圣眷矣”。
    因大学士刘鸿训罢官，崇祯帝指示吏部会推内阁增补成员的候选人，开出的名单包括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等人，钱谦益最有望入选。周延儒认为此番会推阁员自己如能被提名，必定会被崇祯帝点用。他除了在外廷积极活动，还走后门结好于外戚郑养性、万炜以及东厂太监唐之征作为内援，志在必得。但结果名单却没有他，也没有礼部尚书温体仁，两人便把矛头对准了钱谦益。周延儒散布流言，称这次会推完全是由钱谦益的同党把持，温体仁更是上了一道《直发盖世神奸疏》，揭发与钱谦益有涉的钱千秋科举舞弊案，崇祯帝召见百官询问此事时，温体仁、周延儒都称崇祯帝被钱谦益的同党蒙蔽。崇祯帝本来也希望周延儒能入阁，看到名单没有周延儒就很怀疑，于是就相信温体仁、周延儒所散布的钱谦益结党的说法，将钱谦益逐出朝廷。从此，周延儒与东林党反目成仇。
    崇祯帝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从午后一直谈到深夜。此次召对与往常截然不同，翰林院记注官也不得在旁记录，所以君臣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敏感的言官还是揣测到了一点眉目：崇祯帝因钱谦益案件而暂停会推阁员，此番单独召见周延儒，显然有意让他入阁辅政。于是，言官们纷纷上疏抨击周延儒，试图阻遏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等人向崇祯帝揭发周延儒一向与“阉党”逆案中人冯铨狼狈为奸，目的有两个，一是“以图大拜”，即进入内阁；二是“以图翻局”，即推翻逆案。周延儒立即上疏为自己辩解，称言官所说都是莫须有之事。崇祯帝迫切需要一个能总理朝政的大臣，他很看重周延儒的政治才干，因此态度明显偏袒，对于钱允鲸等人的奏疏只是“报闻”而已，而对于周延儒的答辩奏疏却“优诏答之”，意在给言官们泼冷水，让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言官们并不气馁，御史刘之凤等人在几天之内联名上疏，对崇祯帝单独召见周延儒一事表示异议。崇祯帝只是淡然批复“不得渎奏”四字，只字未提召对之事。
    到了十二月，人们对此事逐渐淡忘，崇祯帝趁内阁次辅钱龙锡引疾致仕之机，命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崇祯帝又给周延儒及与他同时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加太子太保衔，改为文渊阁大学士。周延儒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向崇祯帝推荐自己的姻亲吴宗达以及同僚温体仁入阁。崇祯帝也以为温体仁“孤忠可任”，命温体仁与吴宗达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周、温两人联手把持朝政，在幕后主使迫害钱龙锡、打击东林党；又指使锦衣卫官员张道濬等攻击内阁首辅成基命，迫使成基命辞官而去。周延儒就成为内阁首辅，崇祯帝还加他少保衔，进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
    温体仁对周延儒表面奉承，暗地谋夺其首辅之位，吏部尚书王永光罢官后，温体仁起用他的同乡亲信闵洪学取而代之，掌控人事权，又起用御史史、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心腹，处心积虑欲攻倒周延儒。于是，温体仁与周延儒的矛盾逐步激化，他们互相倾轧的第一回合，是围绕春的会试而展开的。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会试廷对第一，他的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则考中会元，同时中试的有名士张溥、夏日瑚等。
    这次会试的主试官就是周延儒，按照惯例，内阁首辅因为政务繁重，主试之事应由次辅担任，周延儒以首辅出任主试官的越例行为，使次辅温体仁抓住了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把柄。这次会试，周延儒之所以亲自出马，是想收罗名儒作为自己的门生，以扩大自己在朝廷的权力基础，所以秘密嘱咐各分房考官在呈卷前偷看中试封号，从中舞弊。吴伟业的本房师李明睿仰承周延儒之意，把吴伟业的卷子作为第一名，做了些手脚，终于使吴伟业高中会元。这一舞弊行为被温体仁的亲信薛国观故意泄漏于朝廷，御史袁鲸正准备具疏参论，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卷子送给崇祯帝御览，崇祯帝阅后很满意，批了八个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既然崇祯帝已经表态，御笔钦点吴伟业为会元，人们就不好再说三道四了。
    当时，周延儒所提拔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都被外界认为是向周延儒行贿得官，引起舆论不满。他的子弟家人横行乡里，激起民愤，受到言官的纠弹，他的兄长周素儒冒籍锦衣卫，搞到个千户的职位，他的家人周文郁成了副总兵，都遭到舆论的抨击。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终于由言官掀起一个弹劾周延儒的高潮，陕西道御史余应桂、户科给事中冯元飚、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四川道试御史路振飞等纷纷上疏列举周延儒贪赃枉法、专横跋扈之事。但崇祯帝都予以驳回，当周延儒一再上疏辩解并请求罢官时，崇祯帝还温旨慰留。
    不久后，吴桥兵变爆发，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在登州发动叛乱，登莱巡抚孙元化被俘，舆论哗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儒。余应桂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是吴桥兵变的罪魁祸首，崇祯帝下旨切责，将余应桂降官三级，以示惩处。恰巧这时，西协监视太监邓希诏与蓟辽总督曹文衡互相攻击，引起言官们反感，工科给事中李春旺强调，邓希诏与曹文衡互相攻讦，语侵辅臣周延儒，这实在是国家治乱盛衰的大漏洞，因此不仅督臣曹文衡可去，阁臣周延儒也不可留。在这一连串言官攻击周延儒的背后，是温体仁在暗中指使，而崇祯帝虽然都驳回对周延儒的弹劾，但对周延儒的信任也有所动摇了。
    吏部尚书闵洪学是温体仁一提拔的，每做一事都为温体仁收买人心，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周延儒身上。一时间官僚中捷足先登者无不奔走于温体仁门下。周延儒的亲信对闵洪学恨之入骨，给事中王绩灿与御史周令誉、周堪赓先后上疏攻击闵洪学，而尤以兵部员外郎华允诚最为激烈。华允诚在议论国事“三大可惜、五大可忧”的字里行间，攻击内阁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驱除异己。崇祯帝一方面下旨剥夺华允诚半年俸禄，另一方面批准吏部尚书闵洪学回籍养病，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堵住双方互相攻击的势头。并且对周延儒、温体仁躲在家中避风头的做法进行批评：“辅臣大半偃卧私第，殊非政体。”周温倾轧的第二回合，双方打了个平手。
    其后，周延儒指使翰林院修撰陈于泰打着“陈时政四事”的幌子，指桑骂槐攻击温体仁。温体仁则指使宣府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盗窃科名，牵连周延儒，周延儒上疏自劾求去，被崇祯帝挽留。另一方面，周延儒的亲信给事中傅朝佑上疏，指责太监王坤“妄干弹劾之权”，而且文词练达，机锋挑激，必有小人背后主使，影射温体仁在幕后操纵。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疏附和周延儒，由于王志道在奏疏中谈到“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引起崇祯帝不悦。
    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专门为此责问王志道，王志道还是坚持他日前所说“内臣越职”的观点，并进一步把问题挑明：辅臣为王坤所参，举朝惶惶，为纪纲法度担忧。崇祯帝再三声明，遣用内臣原非得已，言官们却把参劾内臣当作护身符，王志道也不例外。在场的周延儒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承担责任：“臣等辅理无状，表率无能。”但是无济于事，第二天崇祯帝即以王志道“肆意诬捏，借端沽名”为由，将其革职为民。
    此外，崇祯帝在召对时对周延儒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卿昨辨王坤疏，日后录入史书，甚是好看！”周延儒无言以对。温体仁见崇祯帝不再信任周延儒，便趁机唆使刑科都给事中陈赞化于同年三月弹劾周延儒招权纳贿，周延儒辩解后，陈赞化再上一疏，揭露周延儒曾对原任内阁首辅李标炫耀他可以左右崇祯帝的旨意，并说崇祯帝是“羲皇上人”。崇祯帝对此极为敏感，立即责问陈赞化此话从何处听来。陈赞化举出了上林苑典簿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以及前湖广副使张凤翼为人证，使周延儒无法抵赖。周延儒被迫引疾乞归，温体仁利用票拟职权，代皇帝拟旨“准予休告”，于是，周延儒回到宜兴赋闲。他对温体仁恨之入骨，便推荐已经致仕的何如宠出任内阁首辅，但何如宠畏惧温体仁，辞退任命，于是温体仁接任内阁首辅。